有用的工作与无用的劳役

AI 辅助翻译，未经原作者审定。以下为一篇完整演讲稿的译文，不是整部文集的翻译。加粗与淡色高亮为编辑添加的阅读辅助。

阅读之前

威廉·莫里斯（1834—1896）是英国设计师、作家与社会主义者。他谈论劳动时，也在谈论美：人是否有时间、有能力，并且有机会在自己制作的东西里留下判断和乐趣。作者生平与设计实践见 V&A 的莫里斯介绍。

本篇通常标为 1884 年作品，见剑桥大学出版社篇目记录。这里全译的是 Signs of Change（《变革的迹象》）1896 年 Longmans, Green, and Co. 版中第 141—173 页的完整篇章，以 Project Gutenberg 英文转录本为底本，不声称重现首次演讲的现场记录。

这不是劝人“把工作想得积极一些”的文章。莫里斯把问题放到劳动分配、生产目的、机器、教育和生活环境中：如果工作只剩下维持下一天劳动的手段，忙碌本身是否值得赞美？文中的阶级分析、社会预测与历史判断，是他在十九世纪英国语境中的主张，并非本文编辑已验证的普遍结论。原文关于“野蛮人”、性别及“文明”的一些措辞也带有时代局限；保留它们是为完整呈现原作，而非认可这些判断。

肖像采用真实历史照片。来源页的作品日期栏写 1886 年、分类却标为 1887 年，因此这里用“约 1886—1887 年”，不作更精确的断言；摄影者、来源和公有领域标记随图保留。

全文

这个题目可能让一些读者觉得奇怪。如今，大多数人认定所有工作都有用，大多数富裕的人还认定所有工作都值得做。多数人，无论贫富，都相信：即便一个人所做的工作看起来毫无用处，他毕竟靠它谋生——用通行的说法，他“有事做”。而多数富裕的人，只要看见这个幸运的劳动者足够“勤劳”，为了劳动这项神圣事业放弃一切乐趣与假日，就会用祝贺与赞美为他鼓劲。简言之，一切劳动本身都是好的，已经成了现代道德信条的一部分；对于靠他人的劳动生活的人，这当然是个方便的信念。但对于那些养活了他们的人，我建议不要轻信，不妨把这件事想得更深一点。

首先，让我们承认：人类要么劳动，要么灭亡。自然不会白白给我们生计；我们必须以某种形式、某种程度的劳作去争取。那么，让我们看看，对于这种不得不劳动的处境，自然是否也给了某种补偿。因为在别的事情上，她确实会把个人与种族延续生命所必需的行为，安排得不仅可以忍受，甚至能够带来快乐。

你可以确信，她确实这样做了。只要人没有患病，在一定条件下从工作中获得快乐，就是人的天性。然而，面对我刚才提到的、对一切劳动不分好坏的虚伪赞美，我们仍必须说：有些劳动非但不是福祉，反而是诅咒。对于社会，也对于劳动者本人，与其做这种工作，还不如让他抱起双臂，拒绝劳动，然后要么死去，要么被我们打发进济贫院或监狱——随你选择。

你看，这里有两种工作：一种好，一种坏；一种近乎福祉，使生活轻快些；另一种纯粹是诅咒，是生活的负担。

两者的差别在哪里？就在这里：一种里面有希望，另一种没有。做前一种工作有人的气概；拒绝做后一种，同样有人的气概。

那么，这种一旦出现在工作中、就使工作值得去做的希望，究竟是什么？

我想，它有三个方面：对休息的希望，对成果的希望，以及对工作本身乐趣的希望。而且，我们希望得到的不是少得可怜、品质低劣的这些东西：休息应当足够多、足够好，值得拥有；成果应当值得一个既非傻瓜、也非苦行者的人拥有；快乐应当足够充实，使我们所有人在工作时都能意识到它，而不是仅仅养成一种习惯——失去它时，就像一个坐立不安的人失去了手里反复摆弄的小绳子那样不自在。

我把对休息的希望放在第一位，因为它是我们希望中最简单、最自然的一部分。有些工作无论带来多少快乐，一切工作也确实都带着某种痛苦：像动物一样，把沉睡的精力唤起来付诸行动的痛苦；像动物一样，当处境尚可时，对改变的畏惧。补偿这种动物性的痛苦的，就是动物性的休息。我们必须在工作时感到：不必再工作的时刻终会到来。并且，当休息到来时，它必须足够长，让我们能够享受；它必须长于仅仅恢复劳动所消耗的体力所需的时间，也必须不受忧虑打扰，否则我们就无法享受它。在这一点上，它也应当是动物性的休息。若能得到这样多、这样一种休息，我们至少在这方面，不会比动物过得更差。

至于对成果的希望，我已经说过，自然迫使我们为此工作。剩下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留心：自己的确生产出了某种东西，而不是一无所获，或至少不是生产了我们既不想要、也不被允许使用的东西。若我们留心这一点，并运用自己的意志，我们至少在这方面，就比机器强了。

希望在工作本身中得到快乐：对我的一些读者——对大多数读者——这希望听起来该有多陌生！然而我想，一切生物在运用自己的精力时都有快乐，连动物也会因身体灵活、迅捷、强健而欢喜。一个正在工作的人，制作着某样东西，并且感到它将由于自己的劳动与意愿而存在，他运用的就不仅是身体的力量，也是心智与灵魂的力量。他工作时，记忆与想象会帮助他。引导他双手的，不只是他自己的思想，还有往昔人们的思想；作为人类的一员，他在创造。如果我们这样工作，我们就活得像人，我们的日子就会幸福而充实。

因此，值得做的工作带着三种快乐的希望：休息中的快乐，使用劳动成果时的快乐，以及每天施展创造技艺时的快乐。

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工作都没有价值；那是奴隶的工作——只是为了活下去而劳作，以便活着继续劳作。

既然我们仿佛已经有了一架天平，可以衡量当今世上的工作，那么，就来用它吧。经历了几千年的劳作，经历了那么多迟迟不能兑现的希望的许诺，听过了那么多对文明进步与自由增加的无限欢呼，让我们来估量一下：我们所做的工作，究竟值不值得。

说到文明社会的工作，首先、也最容易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它在不同社会阶级之间分配得极不均等。首先，有一些人——为数不少——什么工作也不做，甚至不装作在做。其次，有很多人工作得相当辛苦，不过他们也要求并享有充分的便利和假日。最后，有些人工作之辛苦，使我们几乎可以说，他们除了工作什么也不做，因此被叫作“劳动阶级”，与刚才提到的中间阶级、富人或贵族相区别。

显然，这种不平等沉重地压在“劳动”阶级身上，至少势必摧毁他们对休息的希望，从而在这一点上，使他们连田野里的走兽都不如。但我们愚蠢地把有用的工作变成无用的劳役，所造成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这只是开头。

首先，说到不工作的富人阶级，我们都知道，他们什么也不生产，却消费很多。因此，显而易见，他们像贫民救济对象一样，必须由劳动的人供养，是社会纯粹的负担。如今，许多人已经看见这一点，却看不见现行制度更深处的弊害，也没有想出任何摆脱这种负担的方案。他们也许模模糊糊地希望，改变下议院议员的选举制度，就能像施魔法一样朝这个方向前进。对于这种希望或迷信，我们不必费心。此外，这个曾经被认为对国家最不可或缺的贵族阶级，人数并不多，如今也没有自己的力量，而是依赖紧接在它下面的中间阶级支持。事实上，它实际上由那个阶级中最成功的人，或他们的直系后代组成。

至于中间阶级，包括我们社会中的商人、制造业者与专业人士，他们通常看起来确实工作得够辛苦，因此乍看之下，似乎是在帮助社会，而不是拖累社会。但其中绝大多数虽然工作，却并不生产。甚至当他们确实有所生产时，例如从事商品分配的人——其方式实在浪费——或医生、真正的艺术家与文学家，他们的消费也远远超出了应得的份额。其中经商与经营制造业的部分，势力最大，他们耗尽一生与精力彼此争斗，争夺各自在财富中的份额；而这些财富，是他们强迫真正的劳动者替他们提供的。其余的人，几乎全是前者的依附者；他们不是为公众工作，而是为一个特权阶级工作：他们是财产的寄生者。有时，比如律师，毫不掩饰这一点；有时，比如医生和上面提到的其他人，则自称有用，却往往除了支持自己置身其中的那个愚蠢、欺诈、专横的制度外，别无用处。而且我们必须记住，所有这些人通常只有一个目标：不是生产有用的东西，而是为自己或孩子谋取一种完全不必劳动的地位。获得这种显然成为社会负担、却足以自豪的地位，即使不是为自己，至少也要为孩子获得，就是他们的抱负与终身目的。至于他们的工作本身，尽管他们用虚假的尊严把它包裹起来，他们其实毫不在乎。少数热心献身科学、艺术或文学的人除外；这些人即使还算不上世间的精华，至少也是——可悲啊！——那个悲惨制度中的精华。他们是它的奴隶，它处处妨碍他们、挫败他们，有时甚至腐蚀他们。

于是，这里又有了一个阶级，人数众多而且权势无边，生产极少，消费极多，所以大体上也像接受救济的贫民一样，靠真正的生产者供养。剩下有待讨论的那个阶级，生产了一切被生产出来的东西，养活自己，也养活其他阶级，却被置于低于其他阶级的地位。请注意，这是真实的低下处境，包含着身心两方面的退化。但这种暴政与愚蠢又必然带来另一个结果：这些劳动者中，也有许多人并不从事生产。他们中的大量人，同样只是财产的寄生者；有些公开如此，比如陆海军军人，维持这些军队，是为了延续民族之间的竞争与敌意，以及在国家之间争夺无偿劳动的产品份额。除了这种对生产者的明显负担，以及几乎同样明显的家仆负担之外，首先还有文员、店员等组成的大军。他们服务于私人争夺财富的战争；如前所说，这正是富裕的中间阶级的真正职业。这个劳动群体比人们想象的更大，因为它还包括所有从事我所谓竞争性推销的人，或者用一个不那么体面的词，就是替商品吹嘘的人。这种事如今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许多东西卖出去的成本，远高于做出来的成本。

接下来，还有大批人受雇制作各种愚蠢的奢侈品。对这些东西的需求，来自不生产的富人阶级的存在；过着有骨气、未受腐化的生活的人，既不会索求这些东西，甚至也想不到它们。不管谁反对，我永远拒绝把它们叫作财富：它们不是财富，而是浪费。财富，是自然给予我们的东西，以及有理性的人为了合理使用，能从自然的馈赠中制作出来的东西。阳光，新鲜空气，未被毁坏的大地面貌，必需而体面的食物、衣着与住房；各种知识的积累，以及传播知识的能力；人与人自由交往的手段；艺术作品——人在最具人性、最有抱负、最善思考时所创造的美；一切为自由、有骨气、未受腐化的人带来快乐的东西。这就是财富。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值得拥有的东西不属于这些类别之一。可是，请想想英国这个世界工场生产出来的东西吧。想到我们以无用的劳役制造并卖出去的大量物品，竟然是神志正常的人根本不会想要的，你难道不会像我一样困惑吗？

再往下，还有一种更可悲的产业，被强加给许许多多劳动者：制作他们和他们的同伴之所以需要、恰恰是因为他们被置于低下阶级处境中的商品。如果许多人不生产却照样生活，而且非要过一种空虚愚蠢的日子，迫使大批劳动者制作任何人都不需要、连富人也不需要的商品，那么结果必然是大多数人贫困。他们靠自己所供养的那些人发给的工资生活，无法取得人本来会想要的物品，只能将就悲惨的替代品：不能滋养身体的粗劣食物，不能蔽体御寒的破败衣服，糟糕的住房；这住房，甚至足以使文明城市的居民遗憾地回想起游牧部落的帐篷，或史前野蛮人的洞穴。不止如此，劳动者甚至还必须参与这个时代的一项伟大工业发明——掺假；借助它，为自己制作富人奢侈品的赝品与拙劣仿品。因为领工资的人总得按照发工资的人的命令生活，连他们的生活习惯，都是主人强加给他们的。

但要用言语充分表达对我们这个时代备受赞美的廉价产品的鄙视，只会浪费时间。只需说清：这种廉价，是现代制造业赖以建立的剥削制度所必需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社会包含一大群奴隶，他们必须按照奴隶的标准得到衣食住与娱乐；而日常的生存需要，又迫使他们制造那些奴隶商品，使用这些商品，正是在延续他们的奴役处境。

那么，关于文明国家的工作方式，可以总结如下：这些国家由三个阶级组成——一个连工作都不愿假装的阶级，一个假装工作却什么也不生产的阶级，以及一个劳动着、却被另外两个阶级迫使去做往往不具生产性的工作的阶级。

因此，文明正在浪费自身的资源；只要现行制度继续，它就会继续如此。用这些话描述我们所承受的暴政，显得冷冰冰的；那么，请试着想想，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世界上有一定数量的天然材料与自然力量，也有一定数量的劳动能力，存在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身上。几千年来，人在需要与欲望的驱使下劳作，努力制服自然力量，使天然材料为自己所用。在我们眼中——因为我们无法看见未来——与自然的这场斗争似乎已接近结束，人类对她的胜利也近乎完全。回望历史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过去两百年中，这场胜利的进展，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更迅速，也更惊人。因此，按理说，我们这些现代人在各个方面，都应当比所有先人过得好得多。按理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富足，都应充分拥有战胜自然为我们赢来的美好事物。

可是，事实到底怎样？谁敢否认，文明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贫穷？他们穷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我们再费心讨论他们是否在某些方面比祖先好了一点，都只是孩子气。他们是贫穷的；而这种贫穷，也不能用一个没有资源的野蛮人的贫穷去衡量，因为后者除了贫穷，不知道还有别的生活。他受冻、饥饿、无家可归、肮脏、无知，这一切对他而言，就像生有一层皮肤一样自然。但对我们，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文明培育了欲望，却又不许我们满足它；因此，她不只是个吝啬鬼，还是个施刑者。

我们战胜自然的果实，就是这样被偷走的；自然强迫我们劳动，本来还带着休息、收获与快乐的希望，如今却被变成了人强迫人劳动，所能希望的只是——活着继续劳动！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能够改变吗？

好吧，请再记住：战胜自然的不是遥远的祖先，而是我们的父辈，甚至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若毫无希望、束手无策地坐着，确实会是一种奇怪的愚蠢。请相信，我们能够改变。那么，首先应该做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社会分成两个阶级：其中一个享有靠另一个阶级的劳动被供养的特权。也就是说，它迫使另一个阶级为它工作，从这个处于低下地位的阶级身上，拿走一切拿得走的东西，再用这些财富使自己的成员维持高人一等的地位，把他们变成比另一阶级更高等的存在：寿命更长，更美，更受尊重，更精致。我不是说，它在乎自己的成员是否在绝对意义上长寿、美丽或有修养；它只是坚持，相对于下面那个阶级，他们必须如此。同时，由于它不能公平地使用下层阶级的劳动能力来生产真正的财富，它便大肆把这种能力浪费在垃圾的生产上。

正是少数人的这种掠夺与浪费，使多数人保持贫困。如果能够证明，为了维持社会，我们必须忍受这一切，那么除此之外，也就没有多少话可说了：受压迫多数人的绝望，大概迟早会把社会毁掉。但恰恰相反，即使是那些不完整的试验，例如所谓的合作制，也已经显示：特权阶级的存在，绝不是生产财富所必需的，而是为了“治理”财富的生产者，换句话说，是为了维持特权。

所以，第一步就是消除这样一个阶级：它享有逃避作为人的责任的特权，因而迫使别人去做它拒绝做的工作。人人都必须按自己的能力劳动，以生产自己所消费的东西。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尽其所能，为自己的生计工作；而他的生计应当得到保障，也就是，社会能够为它的每一个成员提供的一切益处，都应有他的份。

这样，真正的社会才终于得以建立。它将以处境平等为基础。没有人应当为了另一个人的利益而受折磨；不，任何一个人也不应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受折磨。事实上，一种不是为了每个成员的利益而维持的秩序，也不能叫作社会。

如今，虽然许多人完全不生产，虽然那么多工作被浪费，人们终究还活着，尽管活得很坏。因此，显然，在人人生产、劳动不被浪费的条件下，每个人不仅可以确信，自己能通过劳动取得应有的财富份额，也一定能得到应有的休息。那么，前面说过的、值得做的工作不可缺少的三种希望，就已有两种向劳动者兑现了。当阶级掠夺被废除，每个人都会收获自己的劳动果实，每个人都会有充分的休息，也就是闲暇。有些社会主义者可能会说，不必再往前走了；劳动者得到全部劳动成果，并享有充足的休息，就已经足够。但即使人的暴政所造成的强迫已经消失，我仍要求对自然的必然性所造成的强迫给予补偿。只要工作令人厌恶，它就仍是每天不得不扛起的负担；即使工时很短，它也仍会损害我们的生活。我们想做的，是增加财富，而不减少快乐。只有当工作成为生活乐趣的一部分时，我们才算最终战胜自然。

使人摆脱无谓劳动的强迫，这第一步，至少会把我们带上通往那个美好结局的道路，因为那时我们将有时间和机会使它实现。现在，一方面，劳动能力被浪费在纯粹的闲散上；另一方面，又被浪费在不具生产性的工作上。显然，文明世界只是由一小部分人支撑着。当所有人都做有用的工作来维持它，如果我们的生活标准大致相当于今日富裕而有修养的人所认为值得追求的标准，那么，每个人必须承担的工作就会很少。我们将有剩余的劳动能力；简而言之，我们想多富足，就能多富足。生活将变得容易。可如果我们现在，在现行制度之下，某天早晨醒来发现“生活很容易”，这个制度就会迫使我们立刻动手，把生活重新弄得困难；我们会把这叫作“开发资源”，或别的什么好听的名字。增加劳动已经成了我们的必需；只要这种情况持续，发明机器时再怎么巧妙，也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用处。每一种新机器，都会使它扰动的那个具体行业的劳动者承受某种程度的苦难；他们中的一些人，会由熟练工降为非熟练工。然后，事情渐渐滑入应有的轨道，一切看上去又顺畅运转起来。如果这一切不是正在为革命准备条件，那么，对大多数人而言，情况就会与那项奇妙的新发明出现以前没有两样。

然而，当革命使“生活容易”起来，当所有人和谐地共同劳动，不再有人偷走劳动者的时间，也就是他的生命，在未来那些日子里，我们就不会再被迫生产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会再被迫白白劳动；我们可以平静而审慎地考虑：如何使用我们充裕的劳动能力。就我而言，我想，我们运用这种财富、这种自由时，首先应该做的，是让所有劳动，甚至最普通、最必要的劳动，都成为每个人的愉快之事。仔细想来，面对一切偶然与烦恼，真正能使生活幸福的一条道路，就是对生活的所有细节都怀有愉快的兴趣。倘若你觉得这句话太人人皆知，根本不值得说，我想提醒你：现代文明是多么彻底地禁止我们这样生活。它用多么卑污、甚至可怕的细节包围穷人的生活，又强迫富人过多么机械而空洞的日子。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能感觉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能从容、审慎、愉快地体察自身生命的进程，体察那些把我们与别人的生活连在一起、共同构成人类整体的细微事件联系，是多么难得的假日啊。

但如果我们下定决心，让一切劳动都合理而愉快，我们整个人生就都可以成为这样的假日。我们必须真正下定决心；不彻底的措施在这里没有用。前面已经说过，眼下这种毫无欢乐的劳动，以及像被追猎的野兽一般惊恐不安的生活，都是现行的、为特权阶级谋取利润的生产制度强加给我们的。有必要把这句话的意思说清。在目前的工资与资本制度下，“制造商”——这个称呼荒谬至极，因为这个词本来意指亲手制作的人——垄断了使人人身上固有的劳动能力能够用于生产的手段，于是成了那些没有这种特权的人的主人。只有他能够利用这种劳动能力；反过来，这种劳动能力又是唯一能使他的“资本”——也就是过去劳动积累下来的产品——为他产生收益的商品。因此，他购买那些没有资本、只有把劳动能力卖给他才能生存的人的劳动能力；他做这笔交易，是为了增加资本，让资本繁殖。显然，如果他把与他交易的那些人的劳动全部价值，也就是他们生产的一切，都支付给他们，他就达不到目的。但既然他垄断着生产性劳动的手段，他就能迫使他们接受一份对他更有利、对他们更不利的契约。这份契约规定：他们先挣得足以维生的部分，其标准只需高到能够保证他们安静地服从他的统治；其余的产品——事实上是大得多的那部分——则都归他所有，成为他的财产，任由他随意处置，任由他使用或滥用。众所周知，这种财产由陆海军、警察与监狱严密保护；简而言之，由那个庞大的暴力体系保护。没有财产的群众中的迷信、习惯，以及对饿死的恐惧——一言以蔽之，无知——使有产阶级能够利用这股力量，去制服他们的奴隶。

在别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提出这个制度造成的其他弊害。此刻我想指出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我们不可能得到有吸引力的劳动。我还要重申，正是这种掠夺——没有别的词能形容它——浪费了文明世界可以利用的劳动能力，迫使许多人什么也不做，迫使更多、多得多的人不做任何有用的事，又迫使那些真正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承受最沉重的过度劳动。请彻底明白，“制造商”的首要目标，是利用他从别人那里偷来的劳动，生产利润，而不是物品。所谓利润，就是扣除工人的生计及机器磨损之后生产出来的那份“财富”。这份“财富”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全不在乎；只要能卖掉、给他带来“利润”，就没问题。我已经说过，由于一些富人的钱多到无法合理花用，因而购买虚假的财富，这一头便有了浪费；又由于一些穷人买不起值得制作的东西，另一头也有了浪费。所以，资本家所“供给”的那种“需求”，是一种虚假的需求。他销售商品的市场，被资本与工资制度的掠夺所造成的悲惨不平等操纵了。

因此，要让人人都得到幸福而有用的工作，我们就必须坚决摆脱这个制度。让劳动变得有吸引力的第一步，是把使劳动能够结出果实的手段，也就是包括土地、机器、工厂等在内的资本，交到共同体手中，平等地用于所有人的福祉。这样，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为“满足”每一个人的真实“需要”而劳动：为生计工作，而不再为逐利市场的需求工作；不再为利润工作，也就是，不再为那种迫使他人违背意愿劳动的权力工作。

当这第一步迈出，当人们开始明白，自然要求人人要么工作、要么挨饿；当他们不再愚蠢到允许一些人另有偷窃这条出路；当这个幸福的日子到来，我们就会摆脱浪费这项税负，并如前所说，发现自己拥有大量可用的劳动能力，足以让我们在合理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我们将不再被饥饿的恐惧驱赶催逼；现在，这种恐惧压在文明社会中大多数人身上的分量，并不比压在所谓野蛮人身上的轻。在一个不浪费劳动的共同体中，最首要、最显而易见的需要，会如此容易满足，以至于我们有时间环顾四周，想想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以及哪些东西能够不以过度消耗精力为代价而取得。人们常常担心，一旦撤去当前那套强制等级制度提供的动力，我们就会陷入纯粹的懒散；但这种恐惧，不过是由我们大多数人眼下不得不承受的过重而令人厌恶的劳动负担造成的。

我再说一次：依我看，我们首先会认定值得牺牲一些闲暇去争取的必要之物，就是劳动的吸引力。要达到这个目标，不必作出特别沉重的牺牲，但多少需要一些。因为我们可以期待，刚刚涉过斗争与革命时期的人，最不可能长期忍受一种纯粹讲求实用的生活；尽管无知的人有时指责社会主义者正是想要这种生活。另一方面，现代生活的装饰性部分已经烂透了；在新秩序实现以前，必须把它彻底清除。其中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可能由它产生的东西，能满足那些摆脱商业主义暴政的人的向往。

我们必须开始建设生活中那些增添光彩的部分——身体与心灵的快乐，科学与艺术的快乐，社会的与个人的快乐——而它的基础，必须是人们自愿而愉快地承担工作，并且清楚，这些工作使自己与邻人受益。那些绝对必要、我们不得不做的工作，首先只会占每天很小的一部分时间，因此不会构成重负。但它毕竟是一项天天重复的任务；除非让它在进行时至少可以忍受，否则仍会破坏一天的快乐。换句话说，一切劳动，即便最普通的劳动，也必须变得有吸引力。

这怎样才能做到？本文剩下的部分，将用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提供一些思路；我知道，所有社会主义者都会赞同其中许多建议，但有些建议可能会让某些人觉得奇怪而冒险。请把它们看作我个人意见的表达；我无意把它们定成教条。

从以上所说可以得出：劳动若要有吸引力，就必须指向某种明显有用的目的，除非它是个人自愿从事的消遣。这种明显的有用性，更值得我们指望它来减轻那些原本令人厌烦的任务，因为在新秩序中，社会道德，即人对人的生活所负的责任，将取代神学道德，即人对某种抽象观念所负的责任。其次，每天的工作时间将很短。这点不必反复强调。显然，只要劳动不被浪费，它就能够缩短；也显然，许多现在令人痛苦的工作，如果时间大大缩短，就会很容易忍受。

接下来是工作的多样性，这极为重要。迫使一个人日复一日做同一件事，对摆脱或改变不抱任何希望，无异于把他的一生变成监狱般的折磨。除了榨取利润的暴政，没有什么要求我们非这样不可。一个人完全可以学会并从事至少三种手艺，让久坐的工作与户外工作交替，让需要大量体力的工作与更多运用心智的工作交替。例如，很少有人不愿在自己的一生中，拿出一部分时间，去做所有工作中最必要、最令人愉快的事——耕种土地。让这种职业多样性成为可能的一个条件，就是有社会组织的共同体所采取的教育形式。如今，一切教育都朝向同一个目的：使人适合在商业等级结构中占据自己的位置，一些人做主人，另一些人做工人。主人的教育比工人的更讲究装点，但依旧是商业性的；即便在古老的大学里，学问也不大受重视，除非从长远看，它能够带来收入。恰当的教育完全不同：它关心的是发现不同的人适合什么，并帮助他们沿着自己愿意走的道路前进。因此，在组织得当的社会里，年轻人会学习自己有天分的手艺，把它作为教育的一部分，作为身心的训练；成年人也有机会在同样的学校里学习。因为教育最主要的目标，将是发展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让一切能力都服从为自己——或为自己的主人——“赚钱”这个大目标。现行制度压抑的那些才能，甚至天才，会被这样的制度引发出来；它们的数量之多，将使我们的日常工作变得轻松而有趣。

谈到多样性，我要指出一种工业产物：它被商业主义损害得如此严重，几乎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了。它与我们的时代如此格格不入，我恐怕有些人会难以理解我接下来要讲的话；但我仍必须讲，因为这件事实在极为重要。我指的是艺术的一个方面：普通劳动者在做普通工作时，就会、或者本来就应当做出来的艺术。人们十分恰当地把它叫作大众艺术。我再说一次，这种艺术如今已不存在，它被商业主义杀死了。但从人开始与自然搏斗，一直到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兴起，它一直活着，而且通常很兴盛。在它存在的时候，人做出的每一件东西，都由人赋予装饰，正如自然做出的每一件东西，都由自然赋予装饰。工匠制作手中的物件时，会如此自然、如此不必刻意费心地装点它，以至于我们往往很难分清，他的工作中，纯粹实用的部分在哪里结束，装饰的部分又在哪里开始。这种艺术的起源，是劳动者感到工作需要变化。虽然这种愿望产生的美，是送给世界的一份大礼，但劳动者在工作中获得变化与乐趣，仍是更重要的事，因为它给一切劳动都印上了快乐的印记。这一切，如今已经从文明社会的工作中完全消失。如果你想要装饰，就必须另付钱；工人被迫生产装饰，正如被迫生产其他商品。他被迫装作在工作中很快乐。于是，人的双手创造的美，原来曾是劳动中的慰藉，如今反而成了额外的负担；装饰现在不过是无用劳役的种种蠢事之一，而且也许还是其中最令人厌烦的枷锁之一。

除了较短的工时、对自身有用性的认识，以及应有的多样性，要使劳动有吸引力，还需要一样东西：愉快的环境。我们这些文明人如此自满地把贫苦与肮脏，当成制造业制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可对于整个共同体来说，它们的必要性，恰如同等程度的污秽对于一个富人的私人住宅一样。假如这样一个人容许人把煤灰撒遍客厅，在餐厅每个角落设置厕所，习惯性地把从前美丽的花园变成尘土与垃圾堆，从不洗床单，也不换桌布，还让一家人五个人挤一张床睡，他一定会落入精神失常调查委员会的掌握。但我们的社会，恰恰每天都在一种想象出来的必要性的强迫下，做着这种吝啬而愚蠢的事；这不是疯了又是什么？我恳请你们，不要再迟疑，赶紧组织委员会，调查文明是否精神失常吧。

因为所有这些拥挤的城镇和令人目眩的工厂，不过是利润制度的结果。资本主义制造业、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交换，迫使人们挤进大城市，以便为了资本的利益摆布他们。同一种暴政，把工厂本应拥有的空间压缩得如此狭小，以至于——譬如说——一座大型织布车间的内部，简直既荒唐又可怕。除了从人的生命里榨取利润，以及生产廉价商品供那些为它劳碌的奴隶使用、同时使他们继续屈从之外，这一切并没有别的必要性。不是所有劳动都已经被赶进工厂；而那些进了工厂的劳动，往往也并无这种必要，除了同样的利润暴政。从事这些劳动的人，根本不必被迫像牲口一样挤在城市狭窄的角落里。他们完全可以在安静的乡间住宅里，在工业学院里，在小城镇里从事自己的职业；总之，哪里最能让他们生活得幸福，就在哪里。

至于那些必须大规模协作的劳动，在合理的秩序之下，恰恰是这种工厂制度——虽然我认为它仍可能有缺点——至少能为充实、热切、充满多种乐趣的社会生活提供机会。工厂也可以成为智识活动的中心，而其中的工作也可以有很大变化：照看必要的机器，对每个人来说，也许只占一天工作的一小部分。其他工作可以从在周围乡间种植食物，到研究和实践艺术与科学，种类繁多。当然，从事这些工作、又能掌握自己生活的人，不会允许任何匆忙或缺乏远见，迫使他们忍受肮脏、混乱或空间不足。恰当地运用科学，会使他们得以清除废物，把现在使用复杂机器时伴随的种种不便——烟尘、恶臭与噪声——即使不能完全消除，也减至最低。他们也不会容忍工作与居住的建筑，成为美丽大地面貌上的丑陋污点。从把工厂、楼房和工棚变得像家一样体面方便开始，他们一定会继续向前，使这些建筑不只在消极意义上过得去、仅仅不令人反感，而是真正美丽起来。于是，被商业贪欲杀死已有一段时日的光辉建筑艺术，将会重生并繁荣。

所以你们看，我主张：在组织得当的共同体中，工作应当因对其有用性的认识，因带着明智的兴趣去做，因多样性，因置身愉快环境而变得有吸引力。但我也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主张，每天的工作不应长得令人疲惫。有人也许会说：“你怎么使最后这一项要求与其他要求相容？工作如果要讲究到这个地步，做出的东西岂不是会很贵？”

正如前面所说，我承认，要使劳动有吸引力，确实需要某些牺牲。我的意思是：在一个自由的共同体里，如果我们甘愿继续像现在这样匆忙、肮脏、混乱、心不在焉地工作，那么把所有类型的劳动都算进去，每日工时就能比我设想的缩短得更多。但如果我们真这样做，就意味着，新赢得的处境自由，会让我们即使不再焦虑，也仍像现在一样无精打采、悲惨不堪；我认为这根本不可能。为了把生活状况提高到整个共同体所呼吁的理想标准，我们会乐意作出必要的牺牲。不仅如此，个人也会争相自愿付出更多时间与安逸，以提高生活标准。人们会独自，或为了这类目的联合起来，自由地出于对工作及其成果的热爱，在创造的快乐的希望激励下，制作那些为所有人服务、为生活增添光彩的东西；如今，他们却被金钱诱使去制作——或假装制作——这些东西，只为少数富人服务。一个文明共同体完全没有艺术或文学的试验，还从未进行过。文明以往的堕落与腐败，也许会迫使从它的灰烬中诞生的社会，暂时放弃这种快乐。如果非如此不可，我们就接受一个过渡性的、只讲实用的阶段，把它作为未来艺术的基础。如果残疾者与饥饿者不再出现在街头，如果大地平等地养育所有人，如果阳光平等地照耀所有人，如果地球上那壮丽的戏剧——昼夜、冬夏——都能呈现在每个人面前，成为可以理解、可以热爱的东西，那么我们可以等一等，等到过去腐败的耻辱被洗净，等到艺术重新兴起于那些摆脱了奴隶的恐惧、也摆脱了掠夺者的羞耻的人们之间。

同时，不论怎样，劳动中的精细、思考与从容，确实必须付出代价；但代价不应是被迫长时间劳动。我们的时代发明了许多在往昔人看来会是狂想的机器，而我们至今尚未真正用好它们。

它们被叫作“节省劳动”的机器；这个常用说法，包含着我们对它们的期待，但我们并没有得到所期待的东西。它们实际上做的，是把熟练工降入非熟练工的队伍，扩大“劳动后备军”的人数——也就是使劳动者的生活更加不稳定——并加重那些服侍机器的人身上的劳动，像奴隶服侍主人那样。它们一边为雇主积累利润，或迫使雇主把利润消耗在彼此激烈的商业战争中，一边顺带造成这一切。在一个真正的社会里，这些巧思的奇迹才会第一次被用来尽量缩短人们花在乏味劳动上的时间，使这种劳动对每个人都只是一点很轻的负担。尤其是，当问题不再是改进机器能否为某个个人“赚钱”，而是能否使共同体受益时，这些机器无疑还会得到很大的改进。

机器的通常用途，大致如此。也许过一段时间，当人发现不必再为单纯的生计担忧，又学会对手工劳动产生兴趣与快乐时，机器的使用反而会受到某种限制；因为从容而用心地做，手工劳动可以比机器劳动更有吸引力。

再者，当人们摆脱了每天挨饿的恐惧，不再被自身需要之外的东西强迫，弄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时，他们就会拒绝生产那些如今被叫作奢侈品的无聊玩意儿，以及被叫作廉价商品的毒物与垃圾。没有仆役去穿，就不会有人制作长绒呢马裤；没人被迫放弃真正的黄油，也就不会有人把时间浪费在制作人造黄油上。只有一个由盗贼组成的社会，才需要禁止掺假的法律；而在这样的社会里，这种法律也只是一纸空文。

人们常问社会主义者：在新条件下，那些更粗重、更令人厌恶的工作要怎样完成？要完整地或以权威口吻回答这类问题，就等于试图做一件不可能的事：在我们尚不知道通向巨大变革的演进过程中，旧社会的哪些材料会消失、哪些会保留以前，就用旧社会的材料替新社会拟好方案。不过，要设想某种安排，使做最粗重工作的人每次工作的时间最短，并不困难。前面关于工作多样性的论述，在这里尤其适用。我再说一次：让一个人一辈子毫无希望地做一项令人厌恶、永远做不完的任务，这种安排适合神学家想象的地狱，却几乎不适合任何别的社会。最后，如果这种粗重工作属于某种特殊类型，我们可以设想，向特别的志愿者征求承担；他们肯定会出现，除非人在自由状态下，反而失去了做奴隶时尚且拥有的那点人的勇气。

可是，如果确有某种工作，既不能因为工时短而变得不那么讨厌，也不能因为间歇地做而改善；甚至，当一个人自由地承担它，在心中感到它特别有用、因而特别值得尊重时，它仍旧只能令人厌恶——如果确有某种工作，对劳动者来说，只能是一种折磨，那么又该怎么办？那么，就让我们看看，不做它，天会不会塌下来吧；就算天塌下来，也比这样强。这种劳动的产品，不可能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那种认为一切劳动、不论处于什么情形，对劳动者都是福祉的半神学教条，是虚伪而错误的。另一方面，当劳动伴随着适当的休息与快乐的希望时，它才是好的。我们把文明社会的工作放在天平上衡量，发现它不够分量，因为其中大多缺少希望；因此我们看见，文明给人造成了一种可怕的诅咒。但我们也看见，如果世界的劳动不被愚蠢与暴政、不被彼此对立的阶级之间永无止境的争斗浪费，它就可以在希望与快乐中进行。

所以，我们需要和平，才能在希望与快乐中生活和工作。如果相信人们的话，他们对和平是如此渴望；可他们又是如此持续、如此坚决地在行动中拒绝它。然而，就我们而言，让我们一心向往和平，不惜代价去赢得它。

代价会是什么，谁能说得清？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赢得和平吗？唉，怎么可能呢？我们被不义与愚蠢层层包围，总得以某种方式同它们斗争。也许终我们一生，都看不到斗争结束，甚至看不到结束的明显希望。我们所能指望看到的最好情形，也许只是斗争日益尖锐、日益惨烈，直到终于公开爆发，变成真正的战争，以杀戮取代“和平”商业那种更缓慢、更残酷的杀人方式。如果我们活着看到这一点，就算看见了很多；因为这意味着，富裕阶级已意识到自身的不义与掠夺，并有意识地用公开暴力保卫它们。那时，终点也就临近了。

但无论如何，无论我们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采取什么形式，只要始终坚定、专一地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始终把它放在眼前，未来和平的一缕映光，就会照亮我们生活中的动荡与烦恼，不管那烦恼看似琐碎，还是明显带着悲剧色彩。这样，至少在希望中，我们将活得像人；而眼下这个时代，也再不能给我们更大的报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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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由英文重新译出，未使用现成现代中文译本。底本第一段的“well-to-to”按上下文及平行文本理解为“well-to-do”；仅在中文作语义纠正，英文快照保持原样。第五十一段的“尚未真正用好”对应原文夸张修辞“we have as yet made no use”，在这里指机器尚未被用于作者所主张的减轻劳动目的，而非当时机器尚未投入使用。第五十段对残疾与贫困的表述、第五十四段对人造黄油的贬斥，以及末尾对冲突的预测，均为历史原作措辞和观点，不是编辑提出的医疗、食品或政治事实判断。

英文原作的美国公有领域标记见 Gutenberg 书目。作者卒于 1896 年；对照中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二十三条，相关财产权保护期已届满，署名、修改与完整性方面的权利仍须尊重。肖像摄影者 Hollyer 卒于 1933 年，具体图片的公有领域依据见随图链接。原作、转录来源与照片分别核对，不据此声称任何现代译本可以自由转载，也不把本地版权核验当成公开发布授权。